【说明】：本文发表于《宁夏文史》，2022年第1期。

2020年12月，当宁夏著名的史志专家宁夏社科院原副院长、宁夏文史馆资深馆员吴忠礼研究员80华诞之际，宁夏社会科学院、宁夏文史研究馆与宁夏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吴忠礼研究员的《未名斋存稿》一书，以示庆贺。收集了各种宁夏史志文章100多篇，从伏羲、秦汉到红军西征，几千年的宁夏历史学术研究文章，应有尽有，包罗万象。这是吴忠礼先生进入宁夏社科院工作四十多年来，研究宁夏历史、方志集大成之巨著，是了解宁夏历史和方志的金钥匙。对吴忠礼先生《未名斋存稿》一书出版，我表示最热烈的祝贺！

42年来，吴忠礼先生孜孜不倦地在宁夏地方史志这块处女地上，辛勤耕耘，硕果累累。首先从整理历史资料的基础做起，与杨新才等合作汇编出《廿六史宁夏资料辑录》、《明实录宁夏资料辑录》、《清实录宁夏资料辑录》和《宁夏历代方志萃编》等书籍。特别是1996年，吴忠礼先生把宁夏第一部地方志大明庆靖王朱栴亲撰的4万字的《宁夏志》，从日本引回，全面注释，出版了30万字的《宁夏志签证》一书，吴忠礼先生成为宁夏第一部方志明朱栴撰《宁夏志》学术研究的第一位专家。先后出版的包括《宁夏历代方志萃编》、《宁夏通史》、《西北五马》、《宁夏历史图经》、《百年宁夏》、《图说宁夏历史》、《宁夏历史地理变迁》、《朔方集》、《宁夏全史》等几十部著作。

特别需要提到的是，作为耄耋老人的吴忠礼先生，与不少老年专家类似，未曾掌握电脑技术。老先生先后出版的数百万字的各种著作，包括本书70万字的文集，其中，每本书、每篇文章的每一个字，全都是老先生用笔杆子伏案爬格子， 一笔一划，一个字一个字的写出来的，一位耄耋之年的老专家，这中间的辛苦、困难以及身体折磨的煎熬，我想，掌握电脑运用自如的年轻人，甚至都可能难以想象，吴忠礼老先生，几十年潜心研究宁夏历史和方志，做出巨大贡献，实属不易啊！

一、四十年学术交往，深厚友谊

我与吴忠礼先生交往四十多年，1980年，我正在参与宁夏著名地方史专家已故石作玺先生主编《吴忠县志》编写工作，刚刚组建的宁夏社科院历史所急需人才，派人专程到吴忠见我，征求我的意见。同为历史专业的我与吴忠礼先生，一见如故，从此，我们开始了几十年深厚的学术之友的情谊。我们经常互相学习，取长补短，多次互相交流学术研究心得，共同出席多次宁夏地方史志研讨会，一起参与宁夏历史文化的实地考察。1989年，宁夏社科院历史所创办的期刊《宁夏史志研究》，刊发了我的第一篇宁夏地方史论文《古灵州城址初探》一文。文中我第一次提出古灵州新史观：“古灵州城址,似应在今宁夏吴忠市境内”,“今日之吴忠市与灵武县,究其根源，都是同一个古灵州。”据此，2004年4月27日，在《吴忠市历史文脉研讨会》上，在讨论吴忠市出土唐灵州吕氏夫人墓志铭的专家发言中，吴忠礼研究员发言指出：“古灵州在什么地方呢？十几年前白述礼教授就发表了学术文章，提出古灵州在今宁夏吴忠市境内的观点，学术界一致比较认可白教授的观点。”

2008年，在我撰著《大明庆靖王朱栴》的过程中，发现了一个问题，有学者说：庆王朱栴应该就是封在宁夏，虽然叫庆王，但他没有去过庆阳。正好，我翻阅吴忠礼、杨新才主编的《明实录宁夏资料辑录》一书，突然看到一则史料：“洪熙元年十月甲午，庆王栴奏：‘洪武中，自庆阳徙居韦州，洪武三十四年（1420年）十二月，复令移居宁夏。宁夏卑湿，土碱水咸，请仍居韦州。’”毋庸置疑，吴忠礼他们的这部《辑录》帮助我证明，朱栴本人说他“自庆阳徙居韦州”，而不是，自南京徙居韦州，由此我考证，朱栴“洪武二十四年辛未年（1391 年）四月十三日”，十四岁被明太祖朱元璋册封为庆王，“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正月，庆王朱栴由南京先到封地庆阳（今甘肃庆阳市庆城县），曾在庆阳居住过，到同年五月，才‘自庆阳徙居韦州’（朱栴语），之国陕西之韦州。后来，‘洪武三十四年（1420年）十二月，复令移居宁夏（今宁夏银川市）’。庆王朱栴‘受命西来’，自庆阳——韦州——宁夏经历的的三部曲，应该是可以肯定的。”于是，我的《大明庆靖王朱栴》书中增加了一节的标题：《庆王西来，先住庆阳》。

2010年，甘肃省庆阳市庆城县县志办看到拙著，专门派人持公函来宁夏大学见我，请我同意将我的《大明庆靖王朱栴》一书中的《庆王西来先住庆阳》一节，收入该县即将出版的《庆城县志》中。2018年《庆城县志》（1986-2012）》出版，由我撰著的《大明庆靖王朱栴》一书的《庆王西来先住庆阳》一节，收入该县志的《附录二、文史辑览》之中。从而向甘肃庆阳人民证明，历史上，大明庆靖王朱栴，不但封于庆阳，而且，16岁的庆王朱栴西来，先到庆阳（今甘肃庆阳市庆城县）的庆王府居住了几个月。

二 、古灵州在今宁夏吴忠市

吴忠礼《未名斋存稿》收入《古灵州遗址应在古城湾》一文，指出：“2003年5月，宁夏吴忠市政建设中，于利通区古城镇境内发现了一片唐墓群，并在一个墓室内发掘出‘唐代吕氏夫人墓志铭’”，“可知该墓位于回乐县城的‘东原’，墓主‘终于灵州私第’。这样，古灵州城即回乐县城就可断定位于这座‘吕氏夫人’墓的西近靠黄河边，这是物证，无可置疑。”之后，吴忠礼又依据他多年研究的宁夏地方历史资料，特别是明朱栴《宁夏志》中洪武十七年，古灵州因黄河水冲激崩圮，洪武间、永乐间、宣德间三次迁徙和《明实录》中宣德二年、三年灵州迁徙记载，指出，依据“两条权威资料，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一是现在在宁夏灵武市所在的灵州古城是明朝宣德三年春所建，二是今灵武市治城向西五里、距黄河三里之处即是明洪武、永乐间的灵州城遗址所在地，而再从此处向南十里，便是唐朝古灵州遗址的确切位置。”“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唐代古灵州城就在今吴忠市利通区西北原古城乡亦即今古城镇古城湾地方。”

吴忠礼的古灵州在今吴忠市古城乡的观点，如今已是宁夏多数历史考古专家学者特别是七八十岁的老专家学者的共识：

宁夏著名已故考古专家钟侃研究员2004年指出：吴忠出土唐灵州吕氏夫人“墓志的发现，具体指明灵州城址当在今利通区绿地园以西的古城乡境内。”

当代宁夏地方史志研究最早的奠基人和开荒者——宁夏大学历史系已故陈明猷副教授指出：“青铜峡河东灌区，即今吴忠市周围，……古称灵州。”

上述我本人早在1989年《古灵州城址初探》一文，就已经指出“古灵州城址似应在今宁夏吴忠市境内”。

宁夏著名北方民族史专家陈育宁教授指出：“解放后，特别是近二十年多来，一些专家学者不懈研究，越来越多的人提出古灵州城址在今吴忠市利通区境内的判断，得到了广泛的认同”。

宁夏著名历史地理专家、宁夏文史馆馆员鲁人勇先生指出：“现在的灵武县，并非古灵州，而是宣德三年（1428）所筑新城……古灵州的确切位置，只能按照唐代州治回乐县的位置，判断在安乐川北稍西90余公里”，“即今吴忠市境内”；“宁夏三个叫古城的地方，均已经考证确定是古代秦汉时期的县城：彭阳县古城是秦、汉的朝那县城，中宁县古城是西汉眴卷县城，吴忠市的古城是西汉古灵州县城。”“把灵州标在今天的吴忠市古城村。到今天，吕氏夫人墓志铭的出土，印证了‘古城说’的正确。”

宁夏著名历史地理专家汪一鸣教授指出：“唐代灵州与汉灵州城，南北朝薄骨律镇城大致处于同一地方;唐代灵州的大致位置应在今吴忠市西北的古城湾一带”。

宁夏著名军事史志专家孙生玉大校指出：“西汉的灵州县治地与后来的北魏的薄骨律镇、隋唐时期的灵州城同治一地，”唐朝“灵州，州治仍在回乐县城今吴忠市绿地园工地（金星村）唐墓（回乐县东原）西侧”。

宁夏著名考古专家许成研究员2004年4月27日，在《吴忠市历史文脉研讨会》专家发言中指出：“灵州设县就在现在吴忠古城这个地方附近。”

宁夏著名考古专家、宁夏文史馆馆员牛达生研究员指出：“唐、宋灵州城在今吴忠附近，已为出土唐代墓志所证实。”

宁夏灵武人、宁夏著名史志专家、曾任《灵武市志》副主编的宁夏文史馆陈永中馆员，早在2003年吴忠市出土古灵城址的佐证唐灵州吕氏夫人墓志铭之前，在1984年，他就把古灵州的城址定位在今吴忠：“古灵州故址必在今吴忠”。

宁夏灵武人、宁夏著名地方史专家宁夏文史馆杨森翔研究员指出：唐灵州吕氏夫人墓志铭，“这个发现进一步印证了古代文献关于唐灵州古址确实就在今天的吴忠市区的记载。”“西汉惠帝四年（公元前191年）设置在‘灵洲’上的灵州，即今天的吴忠。”

宁夏年轻一代专家学者也与时俱进，认同古灵州在今吴忠市的新灵州史观：

宁夏著名考古专家、宁夏考古所所长、主持吴忠市唐墓群发掘的55岁的朱存世研究馆员，在考证吴忠市唐墓群时指出：“根据对吴忠市底层资料的掌握以及对（吴忠市）利通区及周围墓葬所作调查，可以说唐灵州城址应在今吴忠市的西部。”“灵州城的位置在今古城乡古城村一带。”

宁夏博物馆馆长著名文博专家57岁的李进增研究员，在《朔色长天》大型宁夏文物图册中指出：唐代吕氏夫人墓志铭“是一件具有重要价值的历史文物，是迄今为止，宁夏首次发现、唯一能证明古灵州城不在今宁夏灵武市，而在今宁夏吴忠市的珍贵文物，破解了学术界一个千年之谜。”

宁夏社科院古籍文献整理研究所办公室主任54岁的范宗兴研究员等学者，在近期出版的《宁夏旧志图解》中指出：“今宁夏灵武市，古称灵州，”“古灵州城在黄河东，位于今宁夏吴忠市境内。”

2009年我在致祝贺“灵武建县2200年庆典-唐史研讨会”召开时提供的《唐代灵州的重要战略地位》论文中提出：“灵武市与吴忠市，都拥有古灵州的历史文化，都是古灵州的继承者。”当参加该研讨会的中国唐史学会会长陕西师范大学杜文玉教授收到我的会议文章后，来信点赞道：“白先生：您好！来信及大作均已收到，受益匪浅。我完全同意先生的研究结论。”“先生在大作中说：‘灵武市与吴忠市都拥有古灵州的历史，都是古灵州的继承者。’这一观点是十分难能可贵的。也正是出于这种原因，我们才参加了灵武市举办的庆祝活动。”“我们尊重科学，尊重你们的研究结论。”

2018年，我在出版第6部专著《灵州史研究》一书中，进一步重申了我的新灵州史观：

“吴忠市与灵武市，都是古灵州的继承者，都拥有古灵州2200多年的辉煌历史。吴忠、灵武，都是灵州！宁夏多数学者持此说。古灵州在今吴忠1575年，吴忠是古灵州的继承者”，“灵武是明初‘城凡三徙’之古灵州‘新城’，灵武同样是古灵州的继承者，灵武继承、保存并接续谱写古灵州的辉煌历史近600年之久。因此，拙著《灵州史研究》主要是吴忠市和灵武市的历史，研究灵州历史，缺吴忠不行，缺灵武也不行。”

2015年10月，山西省委常委、统战部部长，省政协党组副书记时任宁夏党委副书记、银川市委书记的徐广国同志，为《银川移民史研究》作序，也指出：“宋代，党项人以银川平原黄河西岸的中兴府（今银川）和黄河东岸的西平府（古灵州，在今吴忠市利通区境内）为中心，建立强大的割据政权——西夏国。”

吴忠礼先生在《未名斋存稿》中收入的《〈灵武历史纪年〉序》中，再次特别语重心长地强调：“纵观历史，从沿革渊源来看，灵武与古灵州域名交替使用，隶属关系稳定，或你领导我，或我领导你；再从舆地方域来看，更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所以两地应视为古灵州（灵武郡）传留下来的同胞兄弟，均为古灵州历史文化发合法继承者，在当今的发展建设和宣传地方历史文化中，共同打造‘古灵州’这张‘名片’，均为合情合理的事情。因此，我认为如果两家共取协同保护、联手研究、文化共享的科学发展观举措，定能收到1┼1大＞于2的效果。”

吴忠礼先生对古灵州继承者吴忠与灵武两市的殷切期望，也是我们宁夏史学界多数学者共同的期盼。

三、唐韦蟾诗引出古灵州两个别名

吴忠礼先生《未名斋存稿》中，收入了2019年《宁夏地方文化论丛（第五辑）》中公开发表的《唐人诗句“果园成”与“果园城”辨证》一文，文中论述唐韦蟾《送卢潘尚书之灵武》诗，吴忠礼先生指出“对首句揣摩了二十多年，总觉得有点问题”，文章批驳一些学者注释《全唐诗》中的“贺兰山下果园成”为果园成熟。吴先生指出：“卢潘是当时朝廷重臣，要去灵武接任节度使”，“不是来品尝贺兰山下所产的水果的”，“‘果园成’的开头，显然与全诗构不成内在的联系，大有风马牛不相及的感觉”。吴忠礼先生自谦地写道他自己“似乎不识时务”“大胆”提出：“以‘果园城’三字来替换‘果园成’三字”。文中指出：“‘果园城’，就是汉代中原王朝所设立之北方军事重镇的古灵州，也是新任灵武节度使卢潘将要赴任的地方。”

我完全赞同吴忠礼的评论和建议，“果园成”就应该就是“果园城”。

我发现，我和吴忠礼在韦蟾诗解释上，也是不谋而合。早在2012年，我在《送卢潘尚书之灵武》-《百度百科》词条“作品欣赏”中，就指出：“诗的开头首先对他要送的人——卢潘尚书说：您要去的灵州城，是一座位于贺兰山下的果园城，也就是当年赫连勃勃修建的果园城，灵州早就已经很有名了，被人们称之为‘塞北江南’。”在2018年出版的《灵州史研究》一书中，我再次专门列出“赫连果城，薄骨律城”和“塞北江南，灵州别名”两节文字，详细论述了韦蟾诗中开头的“果园城”和“塞北江南”，分别是北魏郦道元《水经注》中“赫连果城”（果城，即果园城，“孝昌中”526年改为灵州）和隋郎茂撰《图经》中“灵州”“谓之‘塞北江南’”的灵州两个别名。因此，吴忠礼和我都认为，“果园成”应为“果园城’之误”，应改正为原诗真意“果园城”。事实上，唐韦蟾诗《送卢潘尚书之灵武》开头赞颂卢潘要去赴任的是一个富有悠久历史和文化著名的塞北古城灵州，韦蟾诗引出了古灵州的两个有历史典故的别名：“果园城”和“塞北江南”。     

四、宁夏平原自古誉为“塞北江南”

吴忠礼先生《未名斋存稿》，收入一篇《‘塞北江南’本与自然地理无关》的文章，文中引用北宋乐史所撰《太平寰宇记》记载指出“塞北江南”来历故事：北周初年（578年）“大将王轨打败陈国大将吴明彻所率领的三万军队”，“部众连同家属子女都成为俘虏。被强迫集体迁徙到灵州（治今吴忠市利通区境内）进行屯垦戍边。”“把江南的风俗习惯，南国的水乡文化带到塞北地区”，“将南方的优良高产籽种、精耕细作的出产方法、小巧适用生产工具和先进生产经验一起传播到自己的新家园——塞北宁夏。”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吴忠礼先生文章强调指出：“查南北朝以后的史书和诗作”，发现“直至民国的《朔方道志》等，都始终查不到‘塞上江南’的一点踪影。”说明以灵州（今吴忠市）为中心的宁夏平原自古誉为“塞北江南”，而不是“塞上江南”。

我非常赞同吴忠礼先生的看法，宁夏历史文献记载，没有“塞上江南”，只有“塞北江南”。应该纠正宁夏历史上没有文献记载的“塞上江南”，回归具有宁夏历史传统的“塞北江南”。读者可以参考我在2015年3月8日、10日，给《百度百科》提供的“塞北江南”词条的条文。

我与吴忠礼先生同感，并且考证了宁夏历代历史文献记载以灵州为中心的宁夏平原，自古誉为“塞北江南”的历史事实。

最早记载宁夏平原为“塞北江南”的历史的著作，是1400多年前的公元7世纪初，隋朝郎茂撰《隋州郡图经》（简称《图经》）一书。由于《图经》已经失传，《图经》把灵州誉为“塞北江南”的记载，北宋李昉撰《太平御览》明确转载“《图经》曰”：

灵州（今宁夏吴忠市境内）……《图经》曰：‘周宣政和二年（578年），破陈将吴明彻，迁其人于灵州。其江左之人，崇礼好学，习俗皆化，因谓之‘塞北江南’。

最早赋诗赞灵州“塞北江南”的是唐朝韦蟾，韦蟾进士出身，官至尚书左承。唐懿宗咸通十年（869年），唐朝诗人韦蟾《送卢潘尚书之灵武》诗中，最早提出灵州誉为“塞北江南”的诗句：

“贺兰山下果园城，塞北江南旧有名。水木万家朱户暗，弓刀千队铁衣鸣。” 

这是一首送别诗，诗句的大意是：我要送别我的朋友卢潘尚书远行，他所要去地方是灵武郡城，即灵州城，是贺兰山下的一座被誉为是一座“果园城”的古城。这个果园城灵武郡城即古灵州城，早就被早誉为“塞北江南”，在南北朝时期就已经有名了。为什么说“果园城”“旧有名”了呢？因为前面介绍隋郎茂记载早在隋唐以前的南北朝时期，这里就已经“谓之‘塞北江南’”了，所以说“旧”有名。

北宋时期灵州“塞北江南”由河东扩展至河西，依据呢？北宋曾公亮、丁度编纂《武经总要》记载：

灵州灵武郡……镇寨九：……怀远镇本河外县城，西至贺兰山六十里，咸平中陷，今为伪兴州。旧有盐池三，管蕃部七族，置巡检使七员，以本族首长为之。有水田果园，本黑连勃勃果园。置堰，分河水溉田，号为‘塞北江南’，即此地也。

《武经总要》记载，位于宁夏平原黄河河西的怀远镇是唐宋皆为灵州所属，唐为灵州怀远县、宋为灵州怀远镇。《武经总要》记载证明，由隋郎茂《图经》记载，古灵州地今吴忠、灵武地区一带，南北朝时期开始誉为“塞北江南”，唐朝开唐徕渠，到了北宋，黄河两岸，引黄灌溉进一步发展，由今宁夏平原河东扩展到河西黄河平原北部宋灵州所属“镇寨九”之一的河西怀远镇今银川地区，也成为“置堰，分河水溉田”的“塞北江南”了。故今日学学术界称宁夏平原为“塞北江南”。

明朝不少诗词赞颂宁夏平原“塞北江南”，例如，明初庆王朱栴《丽景园冬日·步王忍辱韵》中就有咏颂“塞北江南”的诗句：                                            

“泽冰未见腹全坚，溶泄流澌泻冷泉。木落易窥行客径，风寒难棹钓鱼船。人间世外由来别，塞北江南自昔传。十载边城行乐处，优游聊以度流年。”

再如，明代宁夏巡抚王珣《宁夏新志》序：

“且宁夏地方千里……左黄河，右贺兰，山川形胜，鱼盐水利，在在有之，人生期间，豪杰挺出，后先相望者济济，诚今昔胜慨之地，塞北一小江南也！”

清朝宁夏地方文人王三杰《莲湖渔歌》：

“澄波渺渺平湖里，一曲渔歌隔烟水。浮殴作伴自相亲，山翠扑人真可喜。有时罢钓不系舟，便枕渔蓑清昼眠。那知塞北江南地，总是芦花明月天。”

清朝甘肃巡抚杨应琚论宁夏平原“塞北江南”，他的《浚渠条款》记载：

“宁夏一郡，古之朔方，其地乃不毛之区，缘有黄河环绕于东南，可资其利，昔人相其形势，开渠引流，以灌田亩，遂能变斥卤为沃壤，而民以饶裕，此其所以有‘塞北江南’之称也。”

民国《朔方道志》王之臣序“塞北江南”：民国十四年（1925年），“五等金质单鹤章、前任命盐池县知事、楚沩王之臣敬书《朔方道志序》”，指出：

“宁夏古为朔方郡，星分井鬼，地接蒙疆。地塞北而号江南，背贺兰而面黄水。万山葱翠，百派汇流。”

宁夏平原得益于黄河的水利，自秦汉唐时期，先人们便开始开凿了秦渠、汉渠（汉伯渠）、汉延渠、唐徕渠等古河渠，引黄河水，自流灌溉着黄河两岸广袤的农田，因此，宁夏平原，自古誉为“塞北江南”。

吴忠礼先生的长女、宁夏社科院史志编撰专家吴晓红编审，同样正确地指出：“秦汉以来,宁夏平原依黄河而生存,唯黄河而发展,靠黄河而兴旺,享‘天下黄河富宁夏’之利,造就了‘塞北江南’的美丽与富饶。”